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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隆八年曾現超級三伏天:京師有熱斃者
发布日期:2022-08-02 22:16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伏天已至,又逢炎夏。今年7月13日,入伏了。即便本周二開始,山西境內多地降雨,但雨停過后,那片刻的涼意就被迅速蒸發殆盡,人們感到的還是熱,熱,熱。

  熱浪滾滾,席卷半個中國,“三伏天”“酷暑”“溫室效應”一類的話題成為媒體關注焦點。那麼問題來了,打著“溫室效應”鮮明烙印的今天,是不是歷史上最熱的一個階段,以后還會繼續熱下去嗎?與現代相比,古代夏天有多熱?那時沒有攝氏度這樣的符號,古人又是如何記錄的?歷史上關於氣溫最熱的記載都說了什麼?有一年僅京城居然熱死了一萬多人!用網絡詞語來形容就是——細思極恐!

  伏是隱藏的意思,據《史記》文字記載,“伏者,隱伏避盛夏也”。“三伏”是指初伏、中伏和末伏的統稱,大約在7月中旬到8月中旬這一段時間。今年的入伏天是7月13日,恰恰山西老百姓通過體表溫度感受酷暑也是在這幾天開始的。我國華北、華南等地上周末起開啟“燒烤”模式,山西也不例外,除朔州外,全省各地均有高溫出現,最高氣溫超過35℃的縣市有34個,其中孝義為省內最熱,達37.2℃,這也是我省入夏以來范圍最大的一次高溫天氣過程。

  山西高溫天氣一般出現在5月至8月,最早可在4月中旬出現,最晚出現在9月中旬,5月下旬到8月下旬是高溫天氣的多發時期。其中,6月下旬高溫日數最多,7月下旬次之。有氣象記錄以來,太原歷史上最熱的一天出現在2010年7月30日,最高氣溫達39.6℃。全省高溫的歷史極值為42.1℃,出現在2005年6月23日,運城的平陸。

  我省地處大陸東岸中緯度的內陸,東距海岸雖隻有300-500公裡,但由於省境東部山嶺阻擋,氣候受海洋影響較弱,在氣候類型上屬於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。氣候總的特征是:冬季漫長,寒冷干燥﹔夏季南長北短,雨水集中﹔春季氣候多變,風沙較多﹔秋季短暫,天氣溫和。全省日照充足,熱量資源較豐富,但災害性天氣較多,“十年九旱”﹔境內南北狹長,山巒起伏,地勢北高南低,南北氣候差異顯著,晝夜溫差也較大。

  據截止到2010年的資料統計,全省11市的年平均氣溫在6.55~13.19℃之間(最低值和最高值分別出現在朔州市和運城市),11市的年平均氣溫均呈極顯著升高趨勢。從上世紀60年代起,50年裡全省氣溫升高了1.475℃左右,年降水量近些年呈現出下降趨勢,大部分地區降水量都減少,主要減少地區在太原、陽泉、榆社、長治、陽城。

  山西氣溫一年比一年高,這是公眾感受比較明顯的。山西的氣溫有年代際變化特征,上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處於偏冷時期﹔80年代后期至今,氣溫總體呈偏高態勢。

  為什麼我們會感到越來越熱,專家普遍認為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溫室效應。何為溫室效應?上解釋是透射陽光的密閉空間,由於與外界缺乏熱交換而形成的保溫效應。具體說是太陽短波輻射可以透過大氣射入地面,而地面增暖后放出的長短輻射卻被大氣中的二氧化碳等物質所吸收,從而產生大氣變暖的效應。隨著人口的急劇增加,工業的迅速發展,排入大氣中的二氧化碳相應增多,同時森林被大量砍伐,大氣中應被森林吸收的二氧化碳沒有被吸收,由於二氧化碳逐漸增加,溫室效應也不斷增強。專家提出一個比較形象的比喻,地球像是呆在一口倒扣的鐵鍋下面,吸熱速度遠大於散熱速度,如果汽車尾氣排放繼續擴大,森林綠地規模持續縮減,溫室效應隻會加重,人們感覺到越來越熱,就是必然,無法逆轉。

  在氣象學上,一般以日最高氣溫達到或超過35℃作為高溫的標准,如果多天在35℃及以上高溫,稱為“熱浪”,屬於氣象災害,古人稱為“熱災”。攝氏度這個概念,也就百十來年吧,那麼問題來了,我們怎麼知道古代有多熱?盡管古代夏季氣溫資料極為缺乏、簡單,直到明清之后才略微豐富詳細起來,但古代文人筆下有關“天太熱”的記述,多少彌補了氣象史料的短板。

  古人形容夏天炎熱最出名的一句話,是“七月流火”。此說出自《詩經·國風》中的《七月》一詩,詩歌開頭即是,“七月流火,九月授衣”(有人認為七月流火是指天文現象,但此古語現在已被通俗形容暑熱)。

  周代歷法中的第一個月與夏歷(陰歷)不同,是夏歷中的十一月份,比夏歷正好提前兩個月,也就是說“七月流火”,實際是形容夏歷的“五月天”,相當於現在公元陽歷的夏季六七月。從“七月流火”來看,西周時期的夏季氣溫確實不低,可能比現代要熱。從“七月流火,九月授衣”來看,《詩經》中原意的確是指天熱,表示“七月還很炎熱,九月就已秋涼”。《詩經》成書於周代,其收錄詩歌的創作時間可能更早至殷商,而自殷商到春秋時期,除了在西周早期有過短暫的寒冷期之外,大部分時間都比較溫暖,夏季氣溫比現在約高2℃。

  從《中國氣象災害大典·綜合卷》的統計分析來看,熱災相對其他自然災害並不是太多,與“霜災”並列,約佔總數的1%。歷史資料上看,從隋唐到北宋初年,夏季極端高溫天氣較多。

  唐貞元十四年(公元798年),“春夏大旱,粟麥枯槁”。《舊唐書·德宗紀》上稱“夏,熱甚”。通俗說來,就是這個夏天太熱了。

  五代后梁開平二年六月辛亥(公元908年7月17日),《舊五代史·梁書·太祖紀四》記載,這天是“亢陽”,意思是太陽太厲害了,也就是老百姓說的“毒太陽”。

  三伏酷暑的極端天氣在兩宋期間較多,而且宋代詩中多有描寫。如孔武仲《伏中作二首》“酷暑已旬日,熏炙勢自如”﹔陳造《立秋日》“酷暑如酷吏,頃刻不可對”……

  公元1400年以前,高溫熱浪天氣涉及范圍最大的一次,發生於南宋嘉定八年(公元1215年)。今河南、安徽、江蘇、湖南等省份均遭受熱災。這一年又恰逢大旱,災情嚴重。《宋史·五行志二》上有這樣的記載:“五月大燠,草木枯槁,百泉皆竭。”

  “燠”的本意是溫暖,史書上稱“大燠”,則是“太熱了”。因為對水的需求過於旺盛,《宋史·五行志二》上還說“行都斛水百錢,江淮杯水數十錢”。放在眼下,這一杯水能值十多塊人民幣了,擱到現在也是飲用水中的奢侈品,那時老百姓收入低,哪能喝得起“貴如油”的水?以致“渴死者其眾”。

  老百姓喝不起一杯水的嘉定八年,並不是中國歷史上最熱的夏天,史上最熱的夏天出現於乾隆八年,公元1743年。從《中國三千年氣象記錄總集》第三卷“清代氣象記錄(上)”中可以看到,這一年高溫幾乎涉及半個中國,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西、山東等整個華北地區異常炎熱,可以說是超級酷暑。有關乾隆八年極端炎熱記錄,在所涉地的史志上均有記錄,其中就有來自山西浮山的縣志記載。

  “夏五月大熱,道路行人多有斃者,京師更甚,浮人在京貿易者亦有熱斃者。”這是乾隆年間《浮山縣志》裡說的。反映同一事件的官方記載,還有“五月苦熱,土石皆焦,桅頂流金,人多熱死。”(《天津縣志》)、“(五月廿八(7月19日)至六月初六日(7月26日)熏熱難當,牆壁重陰亦炎如火灼,日中鉛錫銷化,人多渴死。”(《高邑縣志》)、“大旱千裡,室內器具俱熱,風炙樹木向西南輒多死。六月間,自天津南武定府逃走者多,路人多熱死。”(《青城縣志》)……

  由此可見,當時的整個華北地區完全進入“燒烤模式”。《續東華錄》中使用了“威暑”來記錄當時的高溫,天氣熱得像發了威要吃人的老虎,來勢凶猛。

  這一年夏天,以北京的情況最糟糕。當時法國教士宋君榮正在北京,他在日后寄往巴黎的目擊報告中寫道:“北京的老人稱,從未見過像1743年7月這樣的高溫”“7月13日以來炎熱已難以忍受,而且許多窮人和胖人死去的景況引起了普遍的驚慌”。

  當時北京總共熱死多少人呢?宋君榮引用當時朝廷官員的統計稱,“7月14日至25日,北京近郊和城內已有11400人死於炎熱。”實際被熱死的人數當不止這些,加上其他地區,死人之眾可想而知。形勢緊迫,乾隆皇帝命令有關官員採取救助措施,在北京的“街上和城門發放藥物”,以減少中暑和死亡。

  根據中國氣象局國家氣候中心古氣候研究室專家的研究換算,乾隆八年(1743年)7月20日至25日下午的氣溫值,均高於40℃。其中以7月25日的溫度值最高,達到了驚人的44.4℃。這一極端高溫紀錄至今未被超過,1942年,華北出現了極端高溫紀錄42.6℃、仍低乾隆八年1.8℃。

  據統計,在公元1911年以前的1000年間,中國歷史上典型的“炎夏”有19次。遇到如此極端高溫天氣咋辦?宋人釋子益的選擇是,“北窗一枕黑甜余,細聽鬆風雜流水”,這即是古人“戰高溫”的一種態度。當然,朝廷也會採取相應措施。雖然沒有高溫預警機制,但官府會讓老百姓減少外出和勞作,給受災人口補助,以幫助大家過夏天。如《宋史·真宗紀二》中記載,宋景德四年 (公元1007年),“六月,盛暑,減京城役工日課之半”。用現在的話來說,就是皇帝趙恆(真宗)親自下聖旨,在京城的打工者每天工作量減少一半,這大概是最早的高溫津貼了吧。

  此外,過去迷信認為,出現極端天氣是天神對人間君主的警示和懲罰。因此有的皇帝會檢討自己的施政過失。一是懲罰自己,減少飲食,即所謂“減膳”。如北魏正光三年六月“炎旱”,《魏書·天象志》記載,當時的皇帝元詡(孝明帝)便是“減膳”。二是“慮囚”,即復審牢裡的囚犯,糾正冤假錯案。《書·高宗紀》記載,李治當皇帝的乾封二年七月,天氣特熱又遇大旱,李治除了“減膳”,還“遣使慮囚”。本報記者劉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