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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访问历史》记录三十位中国知识人的笑声泪影
发布日期:2022-08-02 22:17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2005年8月,《南方都市报》的年轻记者李怀宇怀揣着一份采访名单,开始了对文化老人的寻访,两年的时间过去,他已走访了许倬云、陈之藩、倪匡、周有光、杨宪益、黄永玉、沈昌文、何兆武、贾植芳等近百位文化大家。近日,访谈录终于付梓出版,名曰《访问历史———三十位中国知识人的笑声泪影》。

  2007年11月,李怀宇又把“触角”伸到了美国,在那里拜访了唐德刚、余英时、夏志清等15位老先生。前几日,他刚从美国完成采访回到广州,时差尚没倒过来,白天还会觉得有些困意,所以对他的采访安排在晚上。如约将电话拨过去,那边传来的是热情爽朗的南方口音。采访中,关于此次美国之行的见闻与感受、那些文化老人的逸闻趣事……李怀宇谈得饶有兴致,笔者也听得轻松入神,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就过去了。李怀宇说他不相信有什么群体精神,也不喜欢以群体或集体的名义去抹杀个人的自由。所以,访谈录的副标题用了许倬云先生提出的“知识人”一词,而没有用“知识分子”。

  李怀宇:唐德刚先生今年87岁,因为几年前中风了,能见到他已经很幸运了,没想到竟跟他聊了三个多钟头,临走时他还觉得意犹未尽,跟我说:故事还没讲完呢,怎么就走了?同余英时先生聊了五天三夜,他的思想、风度、学养,在我看来都是第一流的。现在许多学界中人认为余英时是胡适之后最杰出的中国学者,我觉得这个判断是有道理的。

  在纽约夏志清先生家里待了两个下午,他是一个老顽童。夏先生的太太王洞女士是他的第二任太太,当年结婚时选了纽约最好的酒店,他见酒店那么豪华漂亮,就随口跟朋友说,下次结婚还要来这里。我问他是否说过这样的话,他笑着承认说过。也问起他在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里为什么不提张恨水与金庸,他说写小说史时用的是西方现代文学的观念,而他们都是老派的写法。他本与金庸关系很好,金庸送给他的集子,他却不大看,倒是他太太都看过了。此外,我还去拜访了张充和、孙康宜、林同奇等前辈。

  记者:您现在已经接触到近百位文化大家,觉得他们那一代知识人身上最可贵的是什么?

  李怀宇:是他们的学养和风度。与现在最红的文化人相比,他们很真,不是做出来的真。他们一方面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,另一方面又认同西方的民主、自由、科学、容忍的观念。

  李怀宇:我第一次去拜访陈之藩先生,下了火车给他打电话,他说:“你在车站喝一杯咖啡吧!”我当时就有点搞不懂,因为我平时不喝咖啡。这个时候他的太太童元方就抢过电话,告诉我:陈先生的意思是让你边喝咖啡边等着,我们怕你不认识路,去车站接你。

  这一次去美国拜访余英时先生,临走时余先生不放心,因为我第一次去美国,就叫了车把送我到火车站,看着我买完票。后来看到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小伙子,余先生就去问是否也去耶鲁大学方向,小伙子说是,余先生就让我跟着他走就可以了。结果几分钟之后,余先生又回来了,告诉我:路上有很多站,一定要问清楚,不要那个大学生在哪里下车就跟着下了。

  记者:采访文化老人的工作,李辉很早就做过,后来也有人在做,而且像黄永玉、吴冠中等人,曝光的机率都挺高的,你如何能赋予新意?

  李怀宇:采访之前我会做很多功课,资料不看全了,我会紧张,可能我天生是个底气不足的人。这一次去采访余英时先生前,我也是把内地出版的他的著作尽量找来细看,这样聊起来才会有无穷无尽的话题。其实这一点我也是跟沈昌文先生学的,他在与每个作者见面之前都要做足功课。

  记者:不同的人做访谈会有不同的侧重点,比如夏榆喜欢问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,吴虹飞喜欢关注幸福与爱等比较个人化的东西,那么你最关注的是什么?

  李怀宇:情趣、品位、格调。学术的东西我不多问,如果想知道他的观点的话,直接看他的书会比较好。像文化理念这样的大问题我也不大愿意问,那是一本书都很难解决的。超女、于丹啊这样的问题,我也不会问,自己都有判断了,没必要做在访谈里。我喜欢干净的文章,访问也要做得干干净净的。当然,聊天比采访更开心,可以海阔天空。

  记者:你在采访中,经常会与被访者谈及其他人,譬如与陈之藩聊天时提到过胡适、沈从文、梁实秋。

  李怀宇:看人要看他的朋友,要看他能和谁对上话,这一点很重要。知道沈从文与巴金是一辈子的朋友,汪曾祺是沈从文最好的学生,他们的格调有多高。苍松翠柏在低处是不碰到一起的,要彼此长得很高,树叶就在高处相逢了。人有时候像树一样是在高处相逢。